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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诗里的菊花意象——评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

发稿时间:2021-10-21 12:15:00 来源: 光明日报

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(唐) 李商隐 著(清) 冯浩 笺注 蒋凡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菊花图》 马欣乐画 图片选自《马欣乐绘画作品集》

  【读书者说】

  唐代是诗的黄金时期,不仅“全民皆诗”,诗也全能,什么都可以写,什么重要场合都不能没有诗。据统计,唐诗选本600余,当今选本不计入其中。然选本云泥之别,高下优劣的差异大甚。不久前,复旦大学蒋凡教授相赠他标点的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印再印。冯浩的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,堪称明清人研究李商隐的标志性版本,“辨析入微,考订精细”,属于集大成研究,自问世日起,即“海内风行矣”,今人研究多本于此也。

  以菊自写的《菊》诗

  翻阅冯本,李商隐写花的咏物诗不少,而写菊诗似就《菊》与《野菊》二首(不包括诗中以菊为意象的)。二菊诗写于诗人的两个人生阶段,然其意旨仿佛,诗人以菊自写,怨天尤人也怨自己,表现出急于摆脱窘境而无能为力的压抑与无奈。先看《菊》诗:

  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。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。几时禁重露,实是怯残阳。愿泛金鹦鹉,升君白玉堂。

  冯浩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集众说而后指出:“三四是罢官家居,结望入朝。”此见,入木十分也。不懂读诗者,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诗里的精彩句子上,譬如读《使至塞上》则对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句大加欣赏。《菊》诗开篇二句也很抓人,十个字四对叠词,尽写菊之妖媚婉丽而不胜娇羞的姿色。诗人比兴自写,自写不同凡俗的美质。

  诗之颔联“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”写菊之品格,也是自写。稍有点读诗经验的人都知道,此二典皆含退隐之意。菊花自从被陶潜垂青之后,便成了“花之隐者也”。罗含与陶潜,差不多同时期,也酷爱菊花。《晋书文苑传》曰:“罗含致仕还家,阶庭忽兰菊丛生,以为德行之感。”李《菊》诗则反其意而用之,冯浩从其中读出了此在李商隐归隐在野的状态,其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在五六句处且注曰:“无人润泽,深忧迟暮。”李商隐写菊之隐格,却无欲隐之意,更多的是怕隐之忧也。

  后四句笔意逆转,“几时”二句意谓:秋天里开放的菊花,向来就不畏寒露严霜,然最害怕的是夕阳西下。意思是说,我并不怕朝堂上受倾轧遭打击,却有赋闲在家而美人迟暮的恐惧。如果颈联写的是迟暮之感,那么尾联写的则是用事之心,“愿泛”二句意思是说,唯望被酿成菊花酒而盛于鹦鹉杯中,送至白玉堂上而为您所用。赋闲或滞进,这是李商隐所最不能接受的现实,故而急切渴望得到“君”之赏识与援引。叶葱奇《李商隐诗集疏注》直言道:“末两句是希望能入朝为文学侍从。”叶先生认为,这与李商隐写于大中六年(852)《巴江柳》里的“好向金銮殿,移阴入绮窗”的意思一样。也就是说,李商隐“移”愿的表达,并非偶然。《菊》诗的这种渴求援手的写法,大类干谒诗,只是所谒何人,诗里没有明说,疏注者也没言明。

  以菊自比的《野菊》诗

  李商隐的《野菊》,笺注者们多明确认为是写给令狐绹的。一般编年都认为,《菊》诗作于开成五年(840),年二十八,李商隐辞去弘农尉归家;《野菊》作于大中三年(849),时年三十七,李商隐自桂幕归京后,暂代京兆府某曹参军。诗人以菊自比,借咏菊以感喟,突出一个“野”字,诚为“君子在野之叹”(朱鹤龄《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》)也。《野菊》诗云:

  苦竹园南椒坞边,微香冉冉泪涓涓。已悲节物同寒雁,忍委芳心与暮蝉。细路独来当此夕,清尊相伴省他年。紫云新苑移花处,不取霜栽近御筵。

  诗分上下两部分,上四句,句句写的是野菊,写菊之“野”也。野菊以苦竹、辛椒为伴,托根于恶劣环境之中,暗香淡淡而含露如泪出。已经是西风去雁之时节,虽然不甘于委弃才华而敛香隐迹,然毕竟寒蝉噤声,似也只能潦倒长终矣。句句写菊,亦句句是自写,句句写自己困苦不堪的现实境遇,兴寄身世之慨也。故而,清人陆昆曾《李义山诗解》评曰:“义山才而不遇,集中多叹老嗟卑之作。《野菊》一篇,最为沉痛。”钱牧斋《唐诗鼓吹评注》评曰:“此比贤者之遗弃草野,不得进用也。”

  诗的后四句侧重写其摆脱窘境的急切与无奈。四句比照着写,前两句回忆“他年”,追忆令狐楚对自己关爱有加;后两句直写当下,你令狐绹青云平步而移官高位,而却不能移我至华庭。张采田《李义山诗辩正》评曰:“结句虽正面收足‘野’字,而别有寓意,故不觉其浅直,与空泛闲语不同。”

  冯浩笺注里已提示,《野菊》“与《九日》篇同旨”。叶葱奇《李商隐诗集疏注》也说:“这篇诗(《野菊》)应与集中《九日》诗参看,更易领会全篇意趣。”他将《野菊》拿来与《九日》比对,说是《九日》言事,《野菊》言情。从《九日》诗所表现的意思来看,与《野菊》是比较接近的。《九日》虽非咏物诗,诗中也咏菊,时在重阳,由菊写起,将令狐绹父子对比着写。

  耐寒唯有东篱菊

  菊花,以耐严寒而傲重霜为美德,历来被视为高标亮节、雅洁孤傲的象征。陶渊明诗《和郭主簿》云:“芳菊开林耀,青松冠岩列。怀此贞秀姿,卓为霜下杰。”菊花卓尔不屈,乃为霜下之豪杰。然而,菊在李商隐的笔下,却发生了异化,很是憋屈,而有谄媚之嫌也。《野菊》与《菊》,二诗虽不是写于同时,而写法上大同小异,都是“卒彰显其志”的一路,共同主题都是希望改变“在野”的现状,都是渴望移栽“御筵”而获得王公大臣的赏识。二诗亦均因菊起情,旋移情于菊,将个人的情感经验植入菊中,对当下处境以暗喻性的直观描述,造成物我合一的美感境界,都是不甘沉沦的哀怨,都是“既怨之,犹不能无望之”的心理状态,最终又都寄希望于援引。李商隐二菊诗,属于干谒诗的写法,多了点傲气,多了点怨气,也多了点寒碜气,而少了点怒放的生气,少了点傲霜的骨气,少了守拙的节气。而有些选本与评注,美言过甚,或为尊者讳而一味地往尽善尽美上说,不像冯浩的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本那么客观经典,因此,选择诗的选本也就很重要了。

  唐代诗人白居易《咏菊》云:“一夜新霜著瓦轻,芭蕉新折败荷倾。耐寒唯有东篱菊,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显然,这是言志自况,不是干谒诗的写法,写自己善于自我调节的处世之道,表现出一种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。他在经历了人生宦海浮沉后,乐天知命,安闲顺事,其知足保和的人生观念,娴静适世的志趣选择,以及和光同尘的哲学思想,对后来的士人启迪多多。王维似无专门写菊的诗,然其诗中亦不乏菊之意象。严武与几个年轻官员来看望王维,王维《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》云:“松菊荒三径,图书共五车。烹葵邀上客,看竹到贫家。鹊乳先春草,莺啼过落花。自怜黄发暮,一倍惜年华。”诗写其清幽的家居环境与清简的日常生活,首联就用陶典:“三径就荒,松菊犹存。”其实,这种写法也是一种言志抒情,写的是一种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情趣。王维不仅解决了仕隐两难,也消除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,生活就是诗,诗就是生活,以诗性追求为人生的最高境界。

  (作者:王志清,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)

责任编辑:张诗莹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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