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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女眼中的张元济

发稿时间:2021-02-20 14:27:00 来源: 光明日报

   张元济先生(1867—1959),91彩票一分赛车:一生历经了两个世纪的风雨,走过了92载漫漫长路。

   在常人眼里,他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。他主持商务印书馆近60年之久,把这个最初的印书小作坊,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。

   他是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,受到光绪皇帝召见,并奏请实行新政,呈上“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”等为变法建言。变法失败后,张元济被清廷“革职永不叙用”,遂携家眷由北京南下至上海,投身教育文化事业。此后,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   在家人眼里,张元济是怎样的人?他的日常作息和生活情态是怎样的?他的喜怒哀乐又是什么?张珑,张元济的嫡孙女。在其近期出版的自述《水流云在》中,讲述了自己从小在张元济身边生活20余年的往事。

   一个温暖冬日的下午,我们来到张珑位于北京的住所,听她述说那些记忆深处关于祖父的故事。

  望之俨然的祖父

   “只要看见他,永远在那里忙碌,不是工作,就是出去办事,是一个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的人。”这是张珑对祖父张元济最深的印象。

   她说:“祖父不仅工作很忙,还是一个急脾气的人。他做事情从不拖沓,今日事就今日做,不拖拉,不懒散。就这样,我们家人也都养成这种习惯,没有人懒懒散散的,读书的读书,干活的干活,都是抓紧时间在做事情。”

   “祖父在家都是很严肃的,但是他很慈爱。虽然,他的事业做得很大,外头认识人也很多,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,从来没有见过他盛气凌人、自以为是的样子。这对我们在为人处世方面,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。”张珑说。

   1929—1935年,正值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,张元济曾七上庐山避暑。

   根据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回忆,虽说张元济是去度假的,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小书房里伏案工作,埋头编校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。张元济还常常邀请一些朋友上庐山,参与讨论校勘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。

   在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问世之前,《武英殿本二十四史》是清、民两代研究中国历史最为流行的版本。但《武英殿本二十四史》在史实、校勘和校刻等方面错讹甚多,三百年来使得史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混乱。

   对此,张元济怀着“续古代文化之命,续民族文化之命”的强烈使命感,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优秀文化古籍的远见和气魄,萌生重校正史之愿。

   他耗费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,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,历经十八载寒暑,方大功告成。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,三千卷字字心血,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。

  嗜书如命的文人

   “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,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。”张元济生前非常喜欢这副对联,朴素简单,却是至理名言。

   在张元济家里,书无所不在。

   张珑自幼得以沐浴在书香世家之中,她说:“在大客厅、小客厅、小书房、楼梯厅、楼上祖父的工作室、卧室里,无处不是书,似乎无书就不成其为家了。”

   “明朝洪武年间,张氏有一支开始定居在浙江海盐,那就是海盐张氏的始迁祖张留生。从始迁祖开始,到了我这一辈是第23代。”张珑说:“张氏家族藏书的鼎盛时期,是在晚明到清代乾隆、嘉庆时期,先辈中虽然有几位入朝为官,但基本上都是读书、教书、藏书、刻书和著书立说的饱学之士。”

   张珑介绍,位于上海极司非而路的张家老宅,是一栋很大的宅院,与大客厅隔着一道拉门的是一间朝南的小客厅,拉开门可以相通。在两厅之间的柚木拉门上刻着张元济亲笔书写的传世家训:

   吾家张氏,世业耕读;

   愿我子孙,善守勿替;

   匪学何立,匪书何习;

   继之以勤,圣贤可及。

   这个家训是张家十二世祖大白公张奇龄留下的,意在勉励后代勤奋读书,修身养性。这种精神代代相传,赓续着张氏家族世代书香的传统。

   1937年,日寇入侵,大敌当前,然而当局日益腐败,有些国人卖国求荣、丧失民族气节。张元济针对时弊编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,介绍公孙杵臼、程婴、伍尚等十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英雄豪杰,歌颂中华民族有着高尚人格的志士仁人。

   张元济还给蒋介石送去一本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,附信道:“国难日深,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……”

   张元济也给张珑送了一册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,封面上还亲笔写的“珑孙阅”几个字。遗憾的是,“这本书现已无存。1955年肃反期间,李瑞骅(张珑的丈夫,一位早期归国工程师)被审查,抄家时该书被拿走,始终没有还回来。”张珑说。

   一袭长衫一双布鞋,加之嗜古籍如命,张元济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旧学家和老绅士。其实他不但富于新思想,而且能实践新道德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“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”。

   “在他那里,新与旧,中与西,不是对立的,而是浑然一体的。”学者周武如是评价。

   张珑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:“祖父作为清代的翰林、清廷的官员,学英文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新鲜事,给同时代的学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

  开启民智的出版家

   戊戌变法失败后,张元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担任校长,1901年初入股商务印书馆,次年正式加入。

   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的显赫地位,来到一家弄堂印刷小所,跟小业主夏瑞芳合作。这样的转变,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。

   其实,这是基于张元济一个重要思想的转变: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。

   20世纪初,中国有四万万同胞,但是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很少。张元济认为与学校相比,出版业在推进国民普及教育方面有更大空间和作为。他对夏瑞芳说:“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。”1930年张元济当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以来,始终不忘初衷,毕生致力于实现他普及教育、启迪民智的理想。

   1927年10月17日,绑匪突然闯到张元济在上海的极司非尔路家里,绑走了他。

   绑匪说:“张先生,直说吧,30万元赎票。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,只不过九牛一毛吧。”张元济哑然失笑,说:“敝馆是股份有限公司,我只是入股者,商务不是我的私产。”

   虽然身处被绑匪关押的险境,张元济仍以友好态度对待那帮匪徒,鼓励他们多读书。他说:“你们不要做这种行当,找点正经的事儿做!”

   张元济住在匪窟里,晚上脱了外衣睡觉,绑匪看见他脱下来的毛衣还是破的,都有洞,就明白他确实是没钱。

   最后收了一万块钱,就把张元济给放了。

   1932年1月28日,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。日军以“欲灭我中华,必先灭我文化”,针对商务印书馆总厂进行全面轰炸,商务印书馆支离破碎,全部被毁。同时被毁的,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,该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,其中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。

   “祖父用数十年心血收集的善本书籍被大火吞噬,片纸无存。被焚后的纸片乘着寒冷的北风漫天飘洒在市区上空,甚至还落到我家的花园里。祖父潸然泪下,悲愤之心,无以言表。”张珑说。

   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,他对好友傅增湘说:“连日勘视总厂,可谓百不存一,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,最为痛心。”张元济认为机器、厂房被毁都可以恢复,最为痛心的是几十万册图书被毁,许多珍品不可能复得了。

   “祖父一生宽以待人,严以律己,他为创办商务印书馆,倾尽毕生之心血,而未尝有所索求。今日读了这些记录,犹感他品德之高尚,当可为今人鉴。”张珑深情地说。

   采访快结束时,张珑告诉我们,她的名字是祖父给起的。“我是1929年年初生人,属龙,小时候家里都叫我‘小龙’,后来上学了,祖父就起了这个正式的名字‘珑’。”

   张珑回忆起祖父大小事情来,是那么的真切、温馨、有趣和励志,就像这本《水流云在》书名一样,虽然时间过去了八九十年,但在她心中,祖父立身处世的一幕幕故事情景,至今仍然鲜活地浮现在她眼前。

责任编辑:韩玉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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